国之奇才曾希圣

曾希圣（1904—1968），曾用名曾勉，字膝光，号轩亭，著名革命军事家曾中生胞弟。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牵牛坳人。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无线电密码专家，为红军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期间，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筹建新四军第7师，为民族解放建立了功勋。建国初，首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后兼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人同时兼任两省省委书记，在我党历史上极为罕见。20世纪60年代初，在安徽农村推行“责任田”，是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驱。曾希圣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其主要经历：

1911年，在祖父曾道钊开办的黄阳书馆启蒙。

1916年，考入县立汉宁高小。

1920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5月，参加三师“驱刘”大学潮。

1926年2月，考入国共两党合办的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后与黄埔军校合并），由在黄埔军校就读的哥哥曾中生介绍，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7月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团指导员、汉口教导团军事队队长。

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不久，被派往河南到樊忠秀部教导团任政治教官。次年，转烟台刘珍年部任政训处科长。

1929年，在天津唐生智部任少校参谋。

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侦察科长，侦获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

1931年冬，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

1932年，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被任命为该局首任局长兼红一方面军二局局长，为后来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提供了大量准确情报。

1933年8月1日，共破获敌人密码100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评价，赞扬他是红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多次截获并破译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密码，为保障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1936年，到达陕甘宁苏区，为我军著名的直罗镇、山城堡等战役的胜利，提供了许多及时准确的情报。

1936年12月5日，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正式合并，成立统一的中央军委二局，曾希圣担任局长。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电报被二局侦收到，曾希圣第一个破译并报告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1937年2月，被派到延安抗大学习。

1938年，主持编写《谍报勤务》一书。年底，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

1939年4月，被派往重庆，在中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

1940年，因在重庆身份暴露，辗转至安徽新四军军部工作。

1942年初，“皖南事变”后，负责收容安置突围的干部、战士的工作。2月，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后又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开辟皖江抗日根据地。

1946年初，率7师移驻鲁南陶庄。5月，指挥部队攻克枣庄。

1947年1月，新四军番号撤销，成立华东野战军，任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政委。10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参谋长。

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后兼任豫西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3月，任中共皖北区委（省级）书记兼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

1952年1月，中共皖南区委、皖北区委合并为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中共安徽省书记兼省长（书记任期1952年11月至1962年2月，省长任期1952年8月至1955年3月）。

1956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

1960年10月，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委等职。

1965年秋，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批斗。

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197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

2008年，《曾希圣文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必杀则杀之”

曾希圣出生于湖南资兴乡村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

祖父曾道钊是一个不得志的秀才，在族办的私塾黄阳书馆任教。上课时经常讲些官府腐败、民众逼反的内容，以发泄心中的不平。这给幼小的曾希圣的成长带来很大影响。母亲李藕莲，聪明贤惠，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她的优良品质受到邻里乡亲的称道，也在曾希圣的心灵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父亲曾经伦，却任性横蛮，游手好闲，经常欺侮乡邻。曾希圣从小对父亲就看不顺眼。后来父亲当上了本地“团总”，为人处世更加刻薄霸道，曾希圣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更加反感，从暗顶到明抗，父子矛盾日益激化。一日，父亲叫曾希圣去收租，曾希圣见年成不好，佃农们实在可怜，就私自决定减免：应收十斗只收七、八斗，特别困难的，一粒不收。为避免父亲日后与他们扯皮，曾希圣还按应收数给每户写了收据，作为已交租谷的凭据。父亲见收到的租谷相差很多，便追问其事，曾希圣好歹不说。

1920年秋，16岁的曾希圣考取了湖南省立三师，这是一所进步师生云集的地方。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等进步书刊，思想豁然开朗；还聆听了毛泽东《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等几次演讲，受到了深刻教育；后来还参加了进步团体“心社”组织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校内创办工农夜校，免费招收工人、农民就读。曾希圣积极参加任教，还拿出自己的零用钱购买教材送给学员。

1926年2月，曾希圣考取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后与黄埔军校合并）。是年7月毕业，参加北伐，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李品仙）师部任宣传分队长，不久被提升为营政治指导员。一天，两位乡亲气喘吁吁地找到曾希圣说：资兴农民协会把他父亲曾经伦关押起来了，审判后就要杀掉。并说，他们是受曾经伦之托，日夜兼程起来汉口，要曾希圣兄弟出面援救。曾希圣找到时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哥哥曾中生商量。兄弟俩认为，父亲欺压乡邻，剥削穷人，属土豪劣绅之列，应受人民处罚。但他尚无血债，民愤不大，还不是非杀不可。由于是他们的父亲，又不好表态，担心弄不好会给家乡的农民运动泼冷水。但两位乡亲专程远道而来，不给个答复交待过不去，怎么办？曾希圣考虑了一会，从曾中生手中拿过一张名片，在后面写上“必杀则杀之”五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是兄弟俩的意见。

两位乡亲火速赶回资兴，把名片交给县农会。负责人考虑到曾经伦罪恶不大，而且两个儿子都是革命者，就将他释放了。后来，曾经伦得知名片之事，便火冒三丈，破口大骂两个儿子见死不救，声明与他们断绝父子关系。曾希圣兄弟俩这种顾全大局、维护革命的品格，在家乡人民中传为佳话。

破译“特别本”

曾希圣是红军技侦工作的创始人。

1930年11月，曾希圣从武汉调入上海，在中央军委从事侦察机要工作。根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开始建设党的无线电通讯队伍。1931年12月，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侦察科长。不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在宁都红军总司令部，曾希圣近距离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以及邓小平。毛泽东幽默地对曾希圣说：“无产阶级有人才啊，我们队伍中已经有了一个希贤（邓小平同志原名），现在又来了一个希圣。我们有圣有贤，国民党可就可怜喽。”

此时，国共战事日益激烈，国民党“围剿”红军的敌人越来越多，原有的侦察手段已不适应战争需要了。如何以最好的手段，获取敌军的核心情报，成为了曾希圣日思夜想的重要问题。他坚持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起义人员，争取被俘人员，吸纳青年学生，大力培养情报队伍。安排情报人员大量抄写敌台拍发的密码电报，分别登记编号，从总体上掌握敌军之间来往电报的来龙去脉，通过战地实践分析敌军电报内容，寻找敌密码电报的内在规律。刚开始，破译密码不得要领，抓不住敌人密电的基本规律。曾希圣突然想到，前方作战可能缴获敌人的密码本或电报底稿。

一日，红军攻占江西宜黄县城。曾希圣带着勤务员，冒着枪林弹雨，随部队冲进城，直奔敌军的指挥部机要和电台所在地，寻找敌人遗弃的机要文件资料，装了满满的两大袋子。虽未发现敌人的密码本，但在缴获敌人的电报底稿中，发现了一份国民党第二十五师孙仲连致吉鸿昌部的密码电报，其中有20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根据这一线索，他布置侦察台重点抄收吉鸿昌部电台拍发的密电。他和从三军团选调过来的报务员曹祥仁反复对照破译，终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份密电全部破译出来。这份电报是敌人的一份作战命令，内容十分重要，军情十分紧急，曾希圣把这份电报分别发往鄂皖和湘赣根据地。我军根据这份情报，部署部队出击迎敌，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国民党当局对红军的“围剿”屡遭失败，蒋介石觉察到无线电通讯可能涉密，于是请来外国专家，帮助改进密码编制，陡增了红军破译敌军密码的难度。1932年7月，中央红军在广东南雄水口战役中，虽击溃了粤军15个团，但由于对敌情掌握不够，红军伤亡也不少，也没有缴获敌军多少物资。对此，曾希圣非常自责。他主动找湖南省立三师的老同学黄克诚说：“我决定对敌军密码破译展开攻坚，一定拿下。如果不能，我们后面还有更大损失。”黄克诚给曾希圣打气说：“你是高等师范毕业生，数学基础扎实，又在上海搞过秘密工作，一定可以破译敌军密码。”

从1932年冬开始，敌军的密码全部改用“特别本”，基本废弃了以明码做底本的普通密码。曾希圣果断决定，破译人员由过去的侦收兼破译，改为破译专业化，把主要精力放在破译上。每个侦听电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日夜监收。在他的领导下，不久，破译了敌军第一个“特别本”密电码，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对敌作战。曾希圣任局长的中革军委二局和红一方面军二局，仅1933年5月至8月1日的3个月中，就破译了敌军密码100本。钱壮飞副局长取名为“百美图”，并召开了“百本纪念”大会，以示庆贺。中革军委为表彰二局有功人员，分别授予曾希圣等有功人员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并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朱德、周恩来亲自为他们戴奖章、挂红花，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是个可以识认‘天书’的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举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为了做好长征途中的情报保障工作，曾希圣把二局侦收译电人员，分成两个梯队，交替行军，根据时间计算路程，安排前后两队的宿营、出发时间。第一梯队行军时，第二梯队在原地坚持工作；第一梯队到达目的地架线工作后，第二梯队拆线行军，赶过第一梯队，到达下一个宿营地架线工作。这样轮流值班，保持24小时侦收敌军情报不断线。

红军长征的每一次军事行动，无不以二局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为决策的基础。从长征的提前出发，通道转兵由湘入黔，遵义会议的从容举行，桐遵战役，奔袭贵阳，挺进云南和北渡金沙江，尤其是四渡赤水的危急关头，都是以二局准确的情报为依据，从而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当时林彪等部队高级指挥员抱怨红军行军“走弓背路”，其实是不了解军事情报来源，因为当时的无线电破译是最大的机密。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对技术侦察工作十分重视。每次下达战斗任务，都要告知二局，以供二局侦察敌情参考。二局每天出发时间、行军路线、宿营地点，毛泽东都要亲自过问。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一次军事行动。在3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与国民党军进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在整个战役中，曾希圣领导的二局，发挥了重要的情报保障作用。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二局的掌握之中。尤其是三渡赤水时，红军面临数倍于己的黔军、川军、滇军三面包剿。正当军委领导苦苦思考之时，曾希圣向军委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想法：“我熟悉蒋介石的密令，也知道敌人的电台密码，我可以用蒋介石的口吻向周浑元和吴奇伟下令，改变他们的行军路线。”经毛泽东同意，红军实施了这一计划。就这样红军与敌军擦肩而过，悄无声息地躲过了一劫。毛泽东后来称赞二局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彭德怀当时夸奖：“吴奇伟变成‘无奇伟’，曾希圣变成‘真希圣’”。许多年后，周恩来回顾长征时说：“那时党中央的指示不是主席心血来潮或神来之笔，基本上是根据希圣搞到的情况决策的”。刘伯承评价曾希圣领导的二局对长征贡献时说：“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叶剑英高度评价：“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识认‘天书’的人”。

第一个报告“西安兵变”情报的人

中央军委二局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即着手掌握陕甘苏区周围敌军动向。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二局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情报，有效地保障了我军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官兵5300余人，缴获枪支3500余支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东征作战。曾希圣及时掌握了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以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的情况，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东征作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集中20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红军于宁复海原、甘肃靖远地区。曾希圣率二局及时掌握了敌军的行动方向，红军前敌指挥部据此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敌第二十八师进占山城堡地区后，红军突然发起进攻，迅速完成对山城堡至哨马营地区的包围。敌人向山城堡以北撤退，红军进占山城堡，并转入追击歼敌。此役歼敌一个旅另两个团，同时击溃敌一个旅。山城堡战斗的胜利，给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阻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壮大了红军声威，进一步分化了敌人营垒，使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的矛盾更加尖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事变中国民党军各部来往电报都被军委二局侦收到。校译股长陈初福于12月13日晨拿到译电员给的一份电报，没看懂。曾希圣接过去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报上填字，一面讲：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大家一听，高兴得直跳起来叫喊。曾希圣拿起电话，报告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此时也找曾希圣接电话，询问侦收情况，他立即去军部当面汇报情况，接受指示。随后，二局根据中央指示日夜工作，汇集各方面反映，了解国民党上层人物来往西安情况，掌握有关军队动向，将所获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配合党中央代表团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吸收两个“特殊身份”的人加入党组织

1939年4月，曾希圣带着党的重托秘密前往重庆，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

5月的一天，两个学生打扮的年轻人来到曾家岩50号，他们分别叫张蔚林、冯传庆。来者对接待人员说：他们是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的工作人员，因痛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要求到延安参加抗日，驱逐日本侵略者。当时，经常有许多青年学生来中共代表团驻地，要求去延安。但这两位身份特殊，经南方局负责人商量，决定先由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曾希圣去同他们接洽。通过交谈，曾希圣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此后，张蔚林和冯传庆果然向中央南方局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弄清了他们的身世，曾希圣确信两人是诚实可靠的，并吸引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被特务发现，经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精心研究，曾希圣直接领导下的黎琳改名张露萍，扮作张蔚林之妹，具体负责联络工作。又安排张蔚林从军统机关搬进两路口附近牛角沱的一间房子居住，作为联络点。张露萍每天的行迹，穿什么衣服，如何化妆，上街和工作中要注意些什么，紧急时的联络信号等等，都由曾希圣亲自布置。中央南方局给张露萍的任务是：领导军统局电讯处张蔚林、冯传庆等6个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将张、冯等提供的情报，通过中间站转送周公馆；若有可能，在军统局电讯处继续发展党员。

这一秘密联络点建立后，曾希圣如虎添翼，巧妙地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弄到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包括军统电讯总台的机构人员配置，通讯网分布，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为中央南方局正确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张蔚林工作不慎，张蔚林、张露萍和冯传庆等7人被敌人扣押。7位虎穴英雄案件发生后，震惊了国民党军统局，戴笠气急败坏，亲自主审此案，酷刑拷打，威逼利诱，妄图迫使张露萍等供出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及与中共南方局的关系。然而这7位战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戴笠的如意算盘成了泡影。7位英雄过了5年多的铁窗生活。1945年7月14日上午，息烽集中营奉戴笠之命，将张露萍等7人秘密枪决。7位烈士英勇就义后，长期背着“军统电台人员”的反革命身份，蒙受不白之冤。曾希圣一直因案情不明而心有不平，1968年他在逝世前夕对一位战友说：“黎琳（即张露萍）等人不知道被捕后是否坚强，如果不搞清，一辈子都是遗憾的事情。”198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调查，终于拂去革命烈士名字上的尘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富七师”

1940年初，曾希圣的身份在重庆暴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关注。他们对这位“中共神秘人物”在重庆的出现感到不安，指令特务机关重点监视。鉴于曾希圣继续留在重庆十分危险，中央决定调他到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7月，曾希圣随新四军军长叶挺一起离开重庆，抵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向新四军皖南部队突然发起进攻，皖南事变爆发。曾希圣闻信后，立即组织人员开展皖南突围部队的接应工作，将船只化装为渔船，开设许多联络点。由于安排周详，先后收容安置突围过江的干部战士700余人。1月17日，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其番号。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并决定将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改编为新四军7个师。3月，陈毅等联名电令曾希圣，将已突围过江的皖南部队与原先分散在江北的无为纵队及几支游击队汇集在一起，组建新四军第七师。在曾希圣的努力下，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东乡正式宣布成立，张鼎丞任师长（一直未到任），曾希圣任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

在新四军七师与皖江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曾希圣特别重视财政工作，他认为军队建设“人、钱、地盘三者缺一不可”。指出：“征收各种税赋，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种办法 ，而发展生产，藏富于民，才是广开财源的根本”。1942年春，日伪军的抢粮毁苗和经济封锁，加之洪涝干旱，给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极大困难。为粉碎敌人的破坏和封锁，曾希圣发动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提倡精耕细作，领导群众兴修水利，开荒造田，鼓励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他还号召各级政府组织民间手工艺匠人和城镇妇女织毛巾、打铁、制鞋、做纸浆等，部队和地方办起了造纸厂、榨油厂、军服厂等一大批军需民用工厂，保证了军民需求，增加了财政收入。

随着生产的发展，皖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日益繁荣，吸引了上海、芜湖等敌占区爱国人士前来投资办厂。曾希圣审时度势，指示财政委员会迅速建立了大江银行，于1943年6月开始发行大江币。同时将收集兑换到的法币、伪币，除部分上交军部，其余则组织到敌占区开展特殊贸易，采购紧俏物资，有效地解决了抗日根据地资金、物资紧缺的矛盾。此外，曾希圣还指示财经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招商政策，确定了“以物易物”“以出养进”等贸易政策，进一步招徕外地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还用政府贷款，在根据地人口密集的地方建起了供销合作社。

由于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根据地得到了快速发展，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42年底，根据地实现财政收入2478万元，上交军部749万元，还向军部及赣东北游击队提供了大批药品、布匹等物资。在当时新四军7个师中，便有广泛流传的“富七师”之说，令其他部队羡慕不已。至1945年抗战结束，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第七师，在组建不到5年的时间里，部队由1900人发展到3万余人，皖江抗日根据地发展到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拥有3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9个解放区之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冒充敌指挥官发报

1946年5月下旬，驻山东枣庄的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发起进攻，曾希圣决定拿下枣庄。枣庄被国民党吹嘘为“铜墙铁壁”，敌军利用原有的采煤巷道、围墙及外壕，构筑了大量的明碉暗堡，修建了永久性的地堡城与巷战工事，辅以铁丝网、地雷区等障碍，易守难攻。曾希圣亲临前线查看地形，布置部队从驻地挖了一条地下坑道，直达南门城墙脚下，并埋下大量炸药。战斗打响后，随着一声巨响，浓烟骤起，南门墙轰然倒塌。我军按预定方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冲击，很快占领了敌军指挥部，活捉敌报务员、译电员，缴获了电台。

曾希圣闻信后，冒着弹雨及时赶到敌指挥部，一面指挥部队进行巷战，以清除残余之敌；一面假冒敌枣庄指挥官的名义，向徐州绥靖公署发报，称枣庄遭到围困，请求空投物资“援助”。翌日下午，数架国民党军运输机出现在枣庄上空，按约定地点投下大量枪支、弹药、粮食。此时枣庄城已完全被七师占领，指战员顿时欢呼雀跃。此战全歼守敌5000余人，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1948年11月，华东（三野）、中原（二野）野战军发起了淮海战役，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对敌军黄维兵团的包围。这时，在淮海战役总前委，围绕着采用什么战法更好地歼灭黄维兵团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曾希圣主张用“箍桶法”，逐步缩小包围圈，将敌紧紧困死。这一建议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得到了总前委的采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原野战军改称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曾希圣任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

治理淮河

曾希圣于1949年春到达合肥，主持安徽工作13载。先后担任皖北区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为安徽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安徽省的情况，曾希圣决定从抓农业入手。上世纪50年代初，安徽遇到连续两年的淮河水灾。他深入研究了安徽历史，了解天文、地理、水情和农业生产特点，掌握了大量资料。经过充分的研究分析，认识到安徽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兴修水利，而安徽治水的关键又在于治淮。

当时，毛主席知道了淮河流域严重水灾给人民带来严重苦难的情况，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要求把根治淮河列入政务院议事日程。1950年11月，在蚌埠成立了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任副主任的治淮委员会。在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下，曾希圣与安徽各级干部，广泛动员沿淮人民，很快掀起了治淮热潮，1000余万人投入到当时举国瞩目的治淮工程。先后在淠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等三座大型水库；在史河上修建了梅山水库，以后又修建了龙河口水库。五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60亿立方米，为发展安徽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率先在安徽全省推行“责任田”

曾希圣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

20世纪50年代末期，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导致安徽全省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了扭转严峻局面，曾希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1961年2月亲自带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责任田”试点。7月，毛泽东经过蚌埠，在火车上听取曾希圣“责任田”推行的情况汇报后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增加到90.1%。“责任田”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稳定了农村形势，起到了扶危定倾、扭转危机的作用，农民称之为“救命田”。

当年曾希圣在安徽推行的“责任田”，其实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尝试，但这一新生事物受到很多人的责难。1962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少代表和领导批评曾希圣“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并强烈要求开除他党籍，杀头问罪。对此毛主席严肃地表示：“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做人不能忘本。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曾希圣也表示：“到底错在哪里，还要进一步考虑。”并表示：“责任田是我提出推行的，责任由我个人承担，不要涉及其他干部。”

虽然推行“责任田”一度遇到曲折，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又将“责任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在江淮大地再度推行，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推开，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历史已为“责任田”的是非曲折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曾希圣参加革命后，一直忙于革命和建设，没有回过故土，但他对家乡仍然十分牵挂。上世纪60年代初，他托人赠送了两台水力发电机，帮助家乡州门司公社牵牛坳大队和兰市公社车光大队建成了两个水力发电站，为家乡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作者系郴州日报原总编辑、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郴州历史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