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仙岭下读好书丨千古拾珍——读《袁崇焕》（下）

终点：盛极而衰的悲剧落幕

1628年7月，袁崇焕风尘仆仆赶回北京。7月14日，年仅17岁的崇祯皇帝在建极殿平台召见44岁的袁崇焕。此时的袁崇焕，已经被提拔为正二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州、辽东、登莱、天津（以下简称“督师蓟辽”）等处军务，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但巅峰，往往是下坡的开始，他也没有想到，一年后自己会在这里被捕，两年后被判处磔刑。

（一）得意忘形

崇祯皇帝年少却很有想法，刚登基就铲除了奸臣魏忠贤，这与他高祖父嘉靖皇帝17岁解决权臣杨廷和“异曲同工”。为了尽快收复辽东，他决定破格使用袁崇焕，先封兵部右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再加封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督师蓟辽（明朝惯例，督师一般由内阁大学士担任，如孙承宗，袁崇焕获此任命实属破格）。崇祯自觉英明神武，认为既已高效扳倒魏忠贤，只要用人得当，收复辽东指日可待，大明中兴近在眼前。袁崇焕也很得意，作为岭南人，他不仅能光宗耀祖，日后还能在族谱上单开一章。两人见面也很有戏剧性，崇祯在建极殿平台召见群臣，并要袁崇焕阐述其复辽方略。一口粤语的袁崇焕说的头头是道，崇祯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但连连称赞（毕竟崇祯自己军事是外行），群臣们跟着附和。最后得意忘形的袁崇焕头脑发热，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倘皇上假臣便宜，计五年而东夷可平、全辽可复（假如皇上许我便宜行事的权力，计划5年内可平定后金，收复全辽）。”这句话让会议达到了高潮，崇祯很兴奋，当场表示“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会后，下属许誉卿好奇询问袁督师，究竟有何奇谋能实现五年复辽，袁崇焕却满不在乎地回应“聊以是相慰耳”，大意就是随便说说让皇上高兴高兴。纵观后续发展，大致可以判定，袁崇焕的悲剧结局，很可能就源于这句信口之言。

（二）擅权僭越

10多天后，袁崇焕带着崇祯的期许、承诺与支持前往山海关，因为“五年复辽”的大话已脱口而出，为尽快证明自己，确保朝着五年复辽的目标推进，他后续做出了诸多错误之举。在他看来，皇帝已给予十足的支持与信任，于是行事越发大胆，擅自做主，接连犯下四桩大错：

・一是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时任皮岛总兵，当时朝廷经常欠薪（没钱），沿海地区出生、颇有商业头脑的他就把皮岛打造成了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港，对过往船只征税以发展经济，自己也参与了当地部分产业投资。从战略上看，皮岛至关重要，后金军每次攻打明朝，毛文龙就习惯性骚扰敌后，努尔哈赤因缺乏海军，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暗自恼怒。孤悬海外的毛文龙屡获战功，还得到了先帝朱由校御赐的尚方宝剑，朝廷难以管束，后金军也拿他没辙，久而久之，毛文龙养成了散漫不羁的性格，工作中经常不服从上级指挥，“听调不听宣”是家常便饭。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袁崇焕也不客气，1629年6月以阅兵为名，将毛文龙招来，罗列12条罪状后，当场将其斩杀。从袁崇焕到山海关任蓟辽督师，到斩杀毛文龙，前后不到1年。且毛文龙官居一品，袁崇焕仅为二品，从官阶上讲，袁崇焕斩杀的还是上司。回顾他曾为五品官就敢越级告状的过往，不难发现，他个性自我、倔强，行事缺少深思熟虑，可能当时也不认为这是件大事。他全然未曾思考，为什么熊廷弼、孙承宗、王在晋等前几任督师，明知毛文龙存在经济与作风问题，却始终未加惩处。实际上，毛文龙驻守的皮岛对后金有着极大的战略牵制作用，毛文龙死后，其手下大部分投靠清军，臭名昭著的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便在其中。袁崇焕万万没想到，杀了毛文龙仅5个月后，他就要付出“己巳之变”的惨痛代价。

・二是擅自“市米蒙古”

袁崇焕心里清楚，“五年复辽” 不过是夸下的海口，可话已出口，覆水难收。他本着“抚西虏（蒙古）以制东夷（后金）”的想法，试图拉拢处于明、金、蒙古各部中间位置的蒙古喀喇沁（音译）部落，期望以此遏制后金。若喀喇沁部臣服于大明，大明便多了一道与后金之间的缓冲地带，能极大缓解边防压力。1629年年初，北方遭遇天灾，爆发大饥荒，袁崇焕上疏，请求按人口数量卖粮食给喀喇沁部（当时明朝的粮食不能随意售卖），崇祯予以批准。但袁崇焕在实操中再次擅自做主，未按崇祯批示的按人口售卖，而是不计数量向喀喇沁部提供粮食。袁崇焕全然不知，喀喇沁部早已私下投靠后金，卖出去的粮食，最后大多进了后金的营帐。在“己巳之变”中，正是喀喇沁部带领后金攻破明朝大安口防线，袁崇焕此举，无疑是一步昏招。

・三是擅自议和

在袁崇焕被凌迟前，京城中四处流传着他通敌卖国的谣言，致使后来百姓纷纷出钱，争着买他的肉吃。虽谣言源头已难以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袁崇焕绝无叛国投金的可能，毕竟努尔哈赤之死与他有关，他若投降，下场必定凄惨。综合史料分析，这一谣言大概率源自他的私自议和行为。《明史》明确记载“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大概是朱由校还在的时候，袁崇焕就开始私下与后金议和，当时朱由校痴迷木工，魏忠贤掌权，加上袁崇焕官职低微，此事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对崇祯来说，擅自议和本身就是擅权僭越之举，况且在明朝眼中，后金向来反复无常，与之讲和无异于与虎谋皮、养虎遗患。袁崇焕或许从未料到，崇祯判他死刑的首要理由便是“擅主和议”。

・四是擅结内臣

这一点大致是导致崇祯磔杀袁崇焕的直接原因。己巳之变后，1629年12月1日，袁崇焕被“解职听堪”（先免职，后续再做处置）。自12月7日起，直至次年8月，崇祯收到了无数弹劾袁崇焕和内阁次辅钱龙锡的奏章，有说他们俩经常密谈的，有说袁崇焕给钱龙锡送钱的，有说两人私下打算结为姻亲的。袁、钱二人私交甚笃，言官们弹劾的罪状也“真真假假”，但袁崇焕私下给钱龙锡写信是真的。在封建时代，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内廷高官私下往来是大忌，袁崇焕擅自与内臣往来，无论他是否怀有不臣之心，在皇帝眼中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

（三）己巳之变

1629年是农历己巳年，这一年年初，袁崇焕卖米给蒙古喀喇沁部；这一年年中，袁崇焕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10月下旬，因从明朝变相获得粮食补给且无后顾之忧的皇太极，在蒙古喀喇沁部的带领下，绕过了袁崇焕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直逼北京城下。面对后金军的围城，11月1日，北京宣布戒严。崇祯陷入慌乱，毕竟袁崇焕曾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可仅仅过了一年，后金军队竟已兵临京城。袁崇焕同样慌了神，后金军队抵达北京，事态已远超军事范畴，若守住北京也难免遭受处分，若守不住不仅自己性命不保，还将累及九族。袁崇焕急忙率军驰援北京，终于在11月20日与皇太极所率军队相遇，双方首战以袁崇焕军队小胜而结束。北京有了喘息之机，但崇祯不敢大意，加之朝廷权贵纷纷弹劾袁崇焕（一方面有党争的原因，另一方面有自家北京城外土地、粮食被抢的原因），民间又开始流传袁崇焕“引敌胁和”的传闻，甚至出现了“杀了袁崇焕，鞑子走一半”的民谣。11月23日，崇祯决定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明史》记载袁崇焕是穿着青衣黑帽（以示自己有罪）来觐见的，而见面会上，崇祯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天赋，没有苛责、没有怪罪，甚至还把自己的外套（貂裘）脱了，披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觉得自己深受信任，一时冲动说“将士们从辽东赶来，一路辛苦，可否率兵入城休整”，崇祯考虑到军队入城可能引发哗变或叛乱当即拒绝，袁崇焕又说“那（最精锐的）三千人进城休整可否”，崇祯当即回复“即三十人亦不可！”话说完，袁崇焕悻悻回了军营，而崇祯也感觉到，这个人太危险，不能再用了。11月27日，左安门之战爆发，袁崇焕驻军固守，再次获胜。崇祯认为时机已到，12月1日以“议饷”为名，再次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当日会面过程很简单，崇祯直接问了袁崇焕三个问题“你为什么杀毛文龙？敌人为什么可以直捣北京？守将满桂身上刻有关宁铁骑的箭头是怎么回事？”袁崇焕顿时语塞，他难以坦言杀毛文龙是因个人嫌隙，不知道敌人怎么兵临北京城下，满桂的箭伤可能是误伤。崇祯见袁崇焕无言以对，怒不可遏，当即下令锦衣卫将其拿下。就这样，明朝十万勤王大军瞬间失去总指挥，不久便发生哗变。直到1630年正月，皇太极东进，连克数城，并分兵驻守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今属河北），率部返回沈阳，这场战争才宣告结束，史称“己巳之变”。

8个月后，崇祯再次在平台开会，会上一一列举了袁崇焕的罪状，最后问群臣如何定罪。台下默然，无人回应，崇祯缓缓说了四个字“依律，凌迟”。有人说袁崇焕临刑前念了一首“七绝”：“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首诗真实性不详，大概率是后人写的，但临死依旧记挂辽东的人，大概率也不会是叛徒。总之，袁崇焕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他性格复杂，或许本就不应被置于高位，却又阴差阳错承担起难以承受之重任，最终落得悲惨结局。

后记

袁崇焕这个名字，是伴随着很多争议的，如今各大网站、自媒体及各类书籍中，对他的评价依旧众说纷纭，犹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没有对其盖棺定论的评价。通过读史对其“祛魅”，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位名留青史之人并非完美无暇，他的优点足以让他彪炳千古，他的缺点也使得他毁誉参半。

优点

・（一）遇事勇毅担当

袁崇焕被分配的第一份工作是邵武知县，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里，他留下的史料不多，但无论是亲自带队冲入火场救人，还是发榜为乡民伸冤，都反映出这个人不怕事、不避事，有着岭南人务实、精算、敢闯的“顶难上”风骨。即便在己巳之变中，他犯下诸多过错，却自始至终都没有诿过于人，而是独自承担了最为惨痛的后果。

・（二）善于创造机遇

袁崇焕35岁才考中进士，还因成绩不够好而未能及时得到分配。36岁到任，38岁赶上京察，按照明朝每6年一次的京察惯例，到任才两年的他，本难以获得较好的评价。但他另辟蹊径，做了“单骑闯边”的逆行壮举，为自己创造了崭露头角的机遇，也得益于此，他才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努尔哈赤的“克星”。

・（三）始终没有放弃

袁崇焕的成功，确实存在一定运气成分，如果没有宁远之战中改变战局的关键一炮，他很可能战死沙场。毛泽东同志曾说：“在危险的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和机会主义者。”从这一点看，袁崇焕绝非懦夫和机会主义者。史书中记载，宁远之战前，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誓言与全体军民共存亡，这份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都绝不放弃、始终坚持的决心，最终为他赢得了名震天下的机会。尽管他并不完美，但这份坚持，足以震烁古今。

缺点

・（一）缺乏全局思维

尽管很多人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准备投敌，但这种谣言经不起推敲，袁崇焕间接炸死了努尔哈赤，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不可能投降后金。但擅杀毛文龙也是客观事实，其动机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看不惯”，他自认为身为经略辽东的一把手，对于不听从指挥之人，除去便是。这种逻辑看似简单，却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毛文龙专横跋扈是真，但牵制敌后也是真，甚至从某种角度看，毛文龙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袁崇焕，至少毛文龙在的时候，后金军不敢轻易大举进攻，至少得留部分军队巩固后方。作为当时辽东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袁崇焕要杀毛文龙，动手前至少应该想清楚三点：杀了毛文龙之后，谁可以取代他？善后工作该如何妥善处理？毛文龙手下的几万军队哗变了又该如何应对？由此可见，缺乏全局思维的袁崇焕，并非一位合格的统帅。

・（二）不懂换位思考

袁崇焕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凡事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而鲜少站在他人立场考虑，更不懂得给他人留有余地。他任山海监军时，上司王在晋很欣赏他，但仅仅是因为两人观念不和，袁崇焕就不管不顾，越级打报告，反正“不听我的就不行”。更为严重的是，他也不懂得向上管理，在己巳之变中，皇太极的军队都已兵临北京城下，他还敢向崇祯提出想带兵入城休整的请求。站在崇祯的角度来看，若袁崇焕带兵入城“里应外合”，岂不是有社稷颠覆之危？

・（三）行事冲动鲁莽

作为一名领导者、管理者，尤其是手握数十万重兵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督师蓟辽时，兵力大约在15—20万之间），必须“稳”字当先。然而，袁崇焕在关键时刻时常脑袋发热说错话，这充分表明他并非合格的帅才。刚担任蓟辽督师之时，他便贸然向皇帝夸下海口，称 “五年复辽”。身为朝廷正二品大员，对皇帝许下的承诺是必须兑现的。但倘若五年期限已到，却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又该如何是好？此外，在卖粮食给蒙古喀喇沁部一事上，崇祯帝明确批复按人头售卖，袁崇焕却全然不顾，有多少卖多少，结果这批粮食最终流入了后金军营，袁崇焕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四）不懂用人管人

夫为将者，未学用兵之术法，应先识用人之短长。袁崇焕作为统帅，在选人用人方面也漏洞百出。他手下有很多猛将是真的，祖大寿、满桂、赵率教、王承胤等等，这些人都是从尸山血海中历经生死考验活下来的，执行力和战斗力自不必说；但这些人不和也是真的，满桂生性耿直，多次因为军功与赵率教发生激烈争吵，两人矛盾积怨颇深。对于左膀右臂的嫌隙，袁崇焕只会和稀泥，拖一天是一天，没有想办法推动双方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后来，他甚至觉得满桂过于鲁莽，又向上司告状，这使得满桂认为袁崇焕处事不公，心中埋下了不服的种子。纵观袁崇焕的行事风格，他确实不太懂得“人情世故”。在告完满桂的黑状之后，又任命满桂镇守山海关，统领最精锐的2万关宁铁骑，他自认为这是对满桂的重用，却未曾想过满桂并不一定领情，他更没想到，己巳之变中满桂身上中了一支刻有“关宁铁骑”字样的箭（至于这支箭是误伤还是真有人对满桂下黑手，亦或是满桂自导自演已无从考证），满桂还在崇祯皇帝面前告了他一状。

2020年8月，一位名叫佘幼芝的老人在北京因病逝世。据说她的先祖佘明德（袁崇焕部将）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偷取了袁崇焕的首级，埋在自家院内，世代守护，到佘幼芝这一辈，佘家已经守墓守了17代共计390年。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坚持，但这份坚贞不屈的气节，又何尝不是与袁崇焕的铁血豪情、精忠报国交相辉映呢？

写袁崇焕，洋洋洒洒近万字，也不知如何收笔。不如借用梁启超先生在《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里的一段话：“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关系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袁崇焕）其人也”。

（作者文昊系中共郴州市委办公室秘书三科科长、

一级主任科员）

来源：苏仙岭下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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