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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沉浸式培训日记丨从“扰民”到“和鸣”,深圳是怎么做到的? ——深圳市广场舞噪声治理经验的启示

作者:市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办公室 徐志锋    来源:郴州新闻网      发布日期:2026-09-01


走进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交通科普公园,十几位阿姨随着定向音柱传出的旋律翩翩起舞,而几步之外的长椅上,一位老人正安静地看报,这一动一静和谐共生、互不打扰的景象在其他城市实属罕见。广场舞噪声扰民曾是深圳基层治理中投诉量最高的民生痛点之一,《深圳特区报》2024年报道:仅宝安区新安街道广场舞噪声扰民的年度投诉量就曾高达800余件,象山社区工作人员坦言,噪声投诉曾是该社区接访量最高的诉求。从走访来看,广场舞噪声这一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已经被深圳用一套“法治+科技+自治+共治”的组合拳成功化解。

一、以“法治”为基,为治理划定刚性边界。深圳坚持把法治作为广场舞噪声治理的“第一抓手”,通过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为治理提供根本依据。2023年深圳市正式印发实施《深圳市宁静城市建设规划(2023—2027年)》,规划重点对社会生活、施工、交通和工业噪声实行分类防控,并提出构建声环境自动监测网络;2025年《深圳经济特区公园条例》出台,规定公园应设置活动功能区,并明确活动类型、开放时间、噪声限值等标准。同时,全市超过400个社区相继出台文件规范引导广场舞等自发娱乐活动。这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前后衔接、层层递进,把“能不能跳”“在哪跳”“什么时间跳”“多大声音跳”这些原本模糊的问题写进了规范性文件,法治的刚性约束,为广场舞噪声治理划定了清晰边界,使“软诉求”有了“硬支撑”。

二、以“科技”为器,为治理装上智慧翅膀。针对广场舞噪声“取证难、执法难、易反复”等治理痛点,深圳创新引入“定向音柱”等智能设备,能将声音精准控制在30度至60度的扇形区域内,做到“舞池内清晰、舞池外安静”。我在莲花街道交通科普公园做了现场测试:站在设备正面约10米处,分贝仪显示约80分贝;走到侧面20米处,则降至42分贝——正面与侧面相差近40分贝。搜狐网2026年报道:深圳市目前已有98个社区投入使用了356台定向音柱设备;新安街道设备启用后,年度投诉量从800余件下降至约25件,降幅超过96%;莲花街道交通科普公园安装定向音柱后,投诉量直降为零。“小设备解决民生大问题”是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注脚。

三、以“自治”为本,为治理激活内生动力。深圳始终把“群众自我管理”作为破解噪声难题的治本之策,依托社区平台推动广场舞队伍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坪山街道辖区内60支广场舞队伍率先实行以管促治,将队伍领队、成员、使用场地等进行统计登记备案,让舞队也拥有自己的“身份证”;同胜社区推动成立了广场舞舞团协会,制定《广场舞文明公约》,明确活动时间(如晚上7点至9点)、地点(指定公共区域或广场)、音量限制(不超过60分贝)等具体要求,组建了由物业安保、离退休党员、志愿者等构成的20人“静音巡逻队”,广场舞治理从“政府管”变成了“自己管”,以公约凝聚最大共识。

四、以“共治”为要,为治理凝聚协同合力。深圳各区普遍建立了“多方协商、共建共享”的广场舞噪声治理机制,把沟通对话作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关键一招。南山高铁新城社区,党委搭建对话平台,邀请舞蹈队代表、受影响居民、物业及社区民警面对面沟通,引入专业噪声检测器让数据“说话”;龙华大浪街道,社区从项目立项初期便与居民代表、广场舞领队进行多轮商讨;同胜社区经历了“3轮居民议事会+15次实地勘测”,才把方案敲定。多方共治机制的建立,让治理从“自上而下”的管理变成了“上下互动”的协作,把不同诉求通过对话转化为共同行动。

深圳广场舞噪声治理的生动实践给了我很多启发,也引发了我对郴州噪声治理的一些思考。第一,善用法治思维,把“健身权”与“安宁权”的平衡纳入法治轨道。广场舞噪声的问题,仅靠行政手段往往事倍功半,通过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为治理提供依据,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郴州可以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广场舞活动管理规范或文明公约指南,对活动时间、场地、音量上限、责任主体等作出明确规定,让治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各说各有理”的僵局。推动相关法律法规进社区、进广场,让“健身权”与“安宁权”的边界意识深入人心。第二,善用科技手段,推动噪声治理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升级。科技创新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建议郴州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选取条件成熟的广场、公园开展定向音响、降噪屏等设备试点,以较小的投入换取治理效能的大幅提升;探索建立噪声实时监测系统,让数据成为管理的“尺子”和“眼睛”。将这类科技赋能治理的做法纳入民生实事的关注重点,更好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第三,善用群众力量,把“管理对象”转化为“治理伙伴”。同胜社区的故事让我感触最深——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缺少群众的参与和认同,都难以持久。郴州可以通过签订文明公约、建立队伍档案、推选噪声监督员等方式,引导队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把外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真正地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入群众倾听诉求,把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治理的金钥匙。

广场舞噪声治理看似是“小事”,实则是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郴州也可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走出一条具有郴州特色的噪声治理之路,让城市既有温暖的烟火气,也有可贵的“安静权”,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成群众满意的“实事”。

一审 | 邓金秋
二审 | 黄慧
三审 | 陈莉

编辑:段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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