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一扇绿门前。那绿色，并非当下流行的鲜亮色泽，反倒像是把后山松树的暗绿碾碎了，掺进清漆里，慢慢刷上去的。看久了，眼睛会微微发涩，仿佛那颜色里藏着细小的针。两年前，左邻右舍的木板门都换成了铮亮的铁门，开关时哐当作响，唯独她家还留着这扇旧门。她男人不肯换，嫌铁门的声音太硬、太刺耳，听着心里发慌。这话，是我爱人后来告诉我的。
每天清晨，她便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门槛上梳头。一件灰扑扑的布衫，裹着瘦小的骨架，远远望去，像一块被岁月和露水浸透的石头。走近了，才看清她手里捏着一把木梳，颜色黑黢黢的，油亮中透着暗红。一下，又一下，从发根缓缓梳到发梢。头发已经全然白了，稀疏而干涩，晨光从发丝的缝隙间渗漏下来，在她肩头投下晃动而细碎的光斑。她的动作极慢，慢得仿佛在丈量时光的厚度，又像是在完成某种无声的仪式。脸上却总浮着一层淡淡的、朦胧的笑意，不朝向路人，也不朝向这清冷的街道，只向着她自己那个无人知晓的旧梦，浅浅地漾开。
我们向她点头，她也颔首回应。日子久了，这便成了习惯。偶尔起晚，匆匆经过时若是见不到那抹灰影，心里便莫名空了一块。我爱人心软，有时会停下脚步，和她闲聊几句。从那些零碎、缓慢的话语里，我们渐渐拼凑出她的一生：男人卧病多年，离不开床榻；有个儿子，远在广东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趟；至于手里那把木梳，是她出嫁时母亲给的陪嫁，算下来，已经跟着她走过五十多个春秋了。
她梳头，自有她的章法。先是用梳子将白发细细梳顺，接着用手拢起，分成三股，编成一条松松垮垮的辫子，再一圈一圈，稳稳地盘到脑后。最后，总会从袖筒里摸出一根银钗，横着簪进发髻。钗子很细，顶端刻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随着她的动作，在晨光里倏地一闪，又静静隐没。每次簪好，她总要抬手，轻轻按一按那发髻，仿佛在确认某件极其要紧的事，是否已经妥帖安放。
日子便这样，被那把梳子一下一下地梳了过去。春天，门前的青苔愈发肥厚；夏天，墙头榕树的叶子长得茂密，遮住了半边天；秋天，金黄的落叶在青石板上铺了薄薄一层；冬天，晨雾浓得化不开，将人和屋子都裹进一片奶白色的朦胧之中。而她，始终在那里，像一枚钉在时光里的静默楔子，以极慢的节奏，梳理着同样慢下来的生活。
变故始于去年秋天。
先是接连好几天，绿门前空荡荡的。后来听说，她男人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就像一片枯叶终于离开了枝头。
大约一个月后，她又坐在了门槛上。还是那身灰布衫，还是那把老木梳，动作却更加迟缓了，迟缓得让人心头发紧。她的手抖得厉害，梳子常常从发根滑到一半，便无力地滑落下来，如此反复。我们路过时，脚步会不自觉地放慢，想上前说些什么，话涌到舌尖，却又被那沉默的、巨大的悲凉堵了回去。人世间的有些苦楚，深不见底，任何言语投下去，都听不到一丝回响。
谁承想，命运并未就此收手。
她重新出现还不到一个月，那扇绿门就又一次紧紧关上了。这次是她的儿子，在遥远的工地上突发脑梗，被人送回来时，半边身子已经不能动弹，话也说不清楚了。
从那以后，清晨的绿门前，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个梳头的身影。
我们依然每天从那里经过。有时脚步迟疑，忍不住朝那紧闭的门缝里望一眼。缝隙很窄，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只有墙头那棵老榕树，叶子由绿转黄，再由黄变枯，一片片凋零。深冬时节，只剩下几片残叶挂在枝头，在冷风中瑟缩着，相互摩擦，发出干燥而脆裂的声响，像极了一声又一声的叹息。
我爱人望着那扇门，轻声说：“那把梳子……恐怕是用不上了吧。”
我没有应声。
可心里总梗着些什么，不肯落下。我总莫名觉得，那梳子还在。它或许就放在那间昏暗屋子的某个抽屉里，贴着褪色的红布；或许就握在她枯瘦的手中，只是再也没有举起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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