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艺

父亲一生话不多，但他会的东西很多。

听村里老人讲，父亲还是年轻小伙子时，是个耍“傩戏”的好手。“傩戏”是一门走村串巷的表演戏剧。那时他跟着村里几个年长的青年，时常搭班子行走江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临武。

他们在村庄里边走边歌边舞，一直热闹到半夜，最后再将“神狮子”送出村子。这种流动式的表演，让整个村庄都变成一座开放的舞台，村头巷尾的百姓围拢过来，好不热闹。整个表演过程中，看热闹的人们，都会给演员打赏一些“碎银子”，以求生活平安吉祥。

父亲年轻时，就是靠这种“傩戏”表演赚些辛苦钱，补贴家用。那时他是家里的长子，除了父母亲外，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后来，他的三个妹妹在十二三岁时，相继因饥饿而夭折。

逢年过节村里搭台唱戏，他也会去凑热闹，在台上翻跟头、顶碗……老人们说起这些时，眼里满是钦佩——那时的父亲，穿着对襟褂子，单手倒立，台上的灯光照着他，影子拉得老长。我问母亲，父亲后来怎么不耍了？母亲说，三个姑姑的夭折给了父亲很大的打击。自打成家后，他渐渐体会到，光靠耍“傩戏”，并不能养活一家人。再加上后来孩子多了，也就没什么心思耍那些了。于是，他把杂耍的那股劲头，全使在了生计上。

他先学了木工。锯、刨、凿、斧，样样使得利落。村里的桌椅板凳，多半出自他手。家里的几个衣柜，也都是父亲的杰作。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做木工活时的样子。那时我五六岁，时常在他忙活时打打下手。

父亲的木工活，一般都在自家的厅堂里完成。

厅堂三米长的案桌，是他劳作的一方天地。每次干活，他都将原木固定在案桌上，弹墨放线，锯刨凿劈。年幼的我便时常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帮着“弹墨”——我攥着墨线端头，按住标记点，父亲则一手拉紧墨线，一手捏线弹墨。若我贪玩跑开，他便以铁钉固定墨线，独自从容完成工序。接下来，他还要锯木、刨光、凿榫、拉卯、拼装。整件木工器物，往往要花上十天半个月的工夫。

锯木是费力活，那时没有电锯，全凭手力推拉。只见父亲左脚踏木，右脚撑地，双手握锯，一推一拉，反复多次。细碎的木屑从锯缝里喷涌而出，不多时，便在脚下堆起一座座蓬松的“小沙丘”。几道工序下来，父亲常累得满头大汗。这时他才会趁着歇息，拿出烟斗，坐在案桌边，美美地吸上一小斗烟，算是犒劳自己。

我最偏爱父亲刨木时的神情。他持刨躬身，一推一拉间，刨花像卷起的浪花，裹着松木的清香，从刨子下一朵一朵绽开。阳光从瓦缝漏下来，照在那些飞舞的刨花上，金灿灿的，像一场只下给他一个人的雪。他神情专注，即便旁边有人搭话，也常无暇顾及，只是低着头，一下，又一下。

父亲不仅是个出色的木匠，早在做木工之前，还当过发电工。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年。村村通电，是大山深处村民的梦想，也是政府着力推动的工程。我们山后的泉田村，充分利用村口流经的小河，在河边开了一个大口子，顺着开口把水引到一处落差约三十米高的山崖边，再用直径超过一米的涵管，将水引至崖底的发电厂。

脑子灵光的父亲，被请去当了发电师傅。随着发电机轰鸣，附近几个村子终于亮起了电灯。那时父亲晚上总不在家，他守在机房里，守着那一盏盏灯亮起来。河水日夜奔流，发电机嗡嗡作响，灯光顺着电线，爬进各家各户的窗户。

白天，村里那些还未接电的邻居，都跑来请父亲去设计线路、接通电线、安装灯泡。父亲有求必应。这门手艺也让他忙活了一阵子，以至于那段时间，我们白天晚上都很难见到父亲的身影。

有人说：“老蓝家的，你咋啥都会，像个‘小诸葛’？”他谦虚地笑笑，只回一句：“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其实，父亲还是村里有名的“土工程师”。他能帮人量地基、测土方。村里盖房、分地，一般都请他。他拿着自制的水平仪、皮卷尺，东量量，西测测，比镇上拿仪器的人还准。别人叫他“土工程师”，他也只是笑笑，又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地上划拉那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算式。田埂上的风把字迹抹平了，他便又重新描一遍。

如今，每当我回到村里，经过每一处房子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逗留片刻。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在那一片片荒草地上量地基、测土方的身影。

时光荏苒，房子还在，只是量地基的人，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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