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每年家里收割完稻谷，谷场上晒得干透的谷粒，大部分要上交国家公粮，余下的才收进自家谷仓。
稻谷入仓后，紧接着便是收红薯的农活。寒霜降落，红薯藤渐渐蔫软，地下的薯块也长得饱满结实。往后一段日子，母亲便整日围着红薯打转。天刚蒙蒙亮，霜气还未散尽，秋风裹着刺骨的凉意。母亲带上镰刀，扛着两头尖的挑担，前往红薯地里。她先把蔫掉的藤条割成一堆堆，再用藤条捆扎成束，将尖担两头一插，迎着初升的朝阳，一步步挑回家。运回的薯藤摊在谷场上晒干，到了冬天，便是喂猪、喂牛最好的饲料。地里红薯产量大，母亲来回收割搬运薯藤，足足要忙上一个星期。
薯藤收割完毕，便开始挖红薯。入秋后雨水稀少，黄土地又干又硬，非得用三齿锄头才能刨开，故而收红薯，当地人都叫作挖红薯。
这时父亲也会下地，扛上锄头，和母亲各挑一担箩筐，我们兄弟三人跟在身后。到了地里，父亲高高抡起锄头，重重扎进土里，再用力向后一勾，深埋地下的红薯便露了出来。我们弯下腰，捡起红薯，抖落泥土，递给一旁的母亲。母亲拿着剪刀，利落地剪掉薯蒂，我们三兄弟则负责扯掉薯根，收拾好的红薯随即装进箩筐。父亲停下歇息时，母亲便立刻接过锄头接着挖。她干活远不如父亲利落，动作看着格外吃力笨拙。
那时年纪最小的弟弟还不懂事，扯薯根的活儿大多由我和二哥分担。起初只当是玩乐，时间一久，双手被红薯渗出的黏液染得发黑，又疼又痒。看着母亲剪薯蒂手起刀落、又快又准，我便吵着要和她换活计。可真接过剪刀才知道，薯蒂韧性十足，若是发力不当、力气不够，根本剪不断。夕阳西下，整块地里的红薯终于挖完。父亲挑着满满一担红薯走在前头，母亲的担子一头装着半筐红薯，一头坐着走不动路的弟弟。大哥背着锄头，我空手跟在最后。如今回想，那一幕竟像极了《西游记》里师徒四人西行取经的模样。
红薯全部收回家后，父亲会挑出品相完好的，码放在柴火房的阁楼上；余下的大部分，则尽数存入地窖。柴火房日日生火做饭、煮猪潲，烟火从不间断。搁在阁楼的红薯，经过十几天烟火熏烘，水分慢慢收干，我们家吃红薯的日子也就正式开始了。母亲总能把红薯做成各样吃食：柴火烤红薯、鼎锅蒸红薯；红薯擦成细丝做菜，或是蒸熟后切片晒干、捣烂做成薯饼；红薯切成小丁，掺上半勺米熬成稀粥，或是煮成稠饭；还有切成条下锅油炸的薯条，只是炸薯条费油，平日里舍不得做，总要等到过年，才会炸上一些招待亲友。
我最钟情的，还是柴火烤红薯与蒸红薯。烤红薯要趁着柴火烧得正旺，用火钳把红薯埋进滚烫的柴灰里，约莫一个时辰后再扒出来。此时薯皮被烤得焦黑，内里的薯肉却软糯绵密。轻轻抖掉草木灰，剥去焦皮，浓郁香甜的热气扑面而来。橙黄的薯肉软嫩无比，仿佛一碰就会化开。迫不及待咬上一大口，酥软香甜，滋味直沁心底。
蒸红薯则一定要选红心红薯，仔细洗净后放进鼎锅，添上清水，水量刚好没过薯身即可。盖紧锅盖，把柴火添旺，水沸之后继续蒸上一个时辰。待到揭开锅盖，锅里的清水所剩无几，薯皮也自然裂开，内里的糖汁都渗到了表皮上。伸手去拿，滚烫的红薯烫得人连连甩手。心里明明想着等凉透再吃，手却不受控制，总想先捏起一个。小心翼翼撕去半截薯皮，热气混着清甜的糖汁涌来，橙红的薯肉泛着光泽。一口咬下，绵密香甜在舌尖散开，总也吃不够，往往一个接一个，吃到尽兴才罢休。
唯独红薯粥、红薯饭是我最不爱吃的，可这却是母亲每日清晨的主食。连着吃上几日，我便心生厌烦，忍不住向母亲抱怨。母亲从不多言，只是淡淡笑着，依旧日复一日变着花样做红薯食物，就这样，我们一直吃到初春时节。
每到夏季双抢农忙时，常有邻里来家里借粮食。母亲从来没有半点不悦，更不会给人脸色，总是倾尽全力帮衬旁人。我们兄弟几人十分好奇，不解家里为何年年都有余粮。母亲便告诉我们，她出嫁时，外婆曾叮嘱她一句话：“丰年防荒年，雨天防晴天；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原来冬春农闲时顿顿吃红薯稀食，就是为了夏秋农忙时节，能有充足的干饭可吃。
如今，每当我拿起红薯，指尖抚过温热的薯皮，清甜的香气萦绕舌尖，记忆里那段清贫却满是温情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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