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周末，我在社区值班。因为我们是前几年才由村改的社区，很多农民没有周末的概念，所以还是延续了周末值班的惯例，方便村民在周末时也能到社区办事，我每次周末值班也都有不少人前来办事。像往常一样，那天我帮两三个老人交了医保，正收拾着桌面上的一些纸质资料，听到社区走廊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心想着是不是又有老人家来交社保。因为这一层有好几个办公室，怕他们找不到办事大厅的门，我就出门去看。一出门，便看到一对佝偻着的老夫妻在卫生室的玻璃门前张望。我边走边问：“老人家，你们是有什么事么？”他们说想找黄医生，我看了一眼卫生室的门紧锁，便拿出手机给黄医生打电话。电话那头黄医生说她在村里面有事，一时半会回不来，要下午才能回社区……那对老夫妻听到了便往回走，出了社区大门。
我本想转身回办公室，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想起家人对我的教导，要以对待家人的方式对待来办事的群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要尽可能地耐心，要多问一句、多说一句。
我当时就又叫住了他们，说：“老人家，你们是哪不舒服吗？黄医生她说下午会过来的……”他们才缓缓地说想要个创可贴。
创可贴，我在记忆里极速搜索，我记得我曾在哪看到过。“你们在这儿等会，我马上就来。”我对他们说。我想起来了，在二楼妇女儿童之家的医药箱里。
我赶紧跑到二楼，在医药箱里翻出创可贴，撕了两片就又迅速跑到楼下。他们就在社区空坪里乖乖地站着，没有走动。我把创可贴递给他们，他们嘀咕了一句，我没听清。他们带着浓厚的方言又说了一遍：“好多钱？”我的脑子突然就蒙住了，创可贴是社区的，社区的就是大家的，哪还要什么钱呢？我连忙摆手拒绝，对他们说不用给钱，反问是哪受伤了。爷爷说是前两天做农活时，被锯子割到手了，说着就给我看了看右手大拇指的伤口。爷爷那粗糙的手上布满沟壑，似乎与疤痕融为了一体。我急忙问：“那锯子有没有生锈？还是去大医院看看好些吧！”他们说不用，已经快好了，只是还有点疼。
我自己总是磕磕碰碰，被钉子扎过，破伤风针打过好几次，生怕破伤风梭菌发作。我再三劝说他还是去打个破伤风针，花不了多少钱。他们也再三推脱说不用，没什么关系。最后，他们俩还向我半鞠躬，那花白的头发在我面前低下了头，才蹒跚着离开了社区。
故事到这里我原本以为就结束了，然而并没有。
过了两天的工作日，我下午来到社区打开电脑准备办事，看到两个老人来找会计办事。我心想这两老眼熟，但也入职两三个月了，眼熟的人多了去了，可能是前两天也来社区找过会计或者其他干部吧。正好政府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走到走廊里去接，正说着事情，那两个老人出来，举起那绑着创可贴的大拇指，在我面前挥了挥，说了声谢谢。我就懵懂地下意识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等我把政府交代的事弄完，在社区空坪上散步，才突然想起那两个老人就是前两天来社区找黄医生的。我都已经不记得他们了，他们却还记得我。
这是我本该做的事啊，并没有付出多大的精力，却能被一直记得。同样的，在日常工作中，我给一些来办事的老人倒水，她们就说我人很好；我帮别人搬了下箱子，他们就说怎么能让我来搬呢。
想着想着，我转身走回办公室，一不留神撞到了玻璃门。我揉着额头，扶了扶眼镜，抬眼望见走廊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字迹虽已有些褪色，明媚的阳光洒落下来，却显得格外鲜艳。
一审：陈华英
二审：肖珂雯
三审：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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