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双抢”那段时日,太阳还没爬上山垭,山岭下的稻田里就响起了“喔哇喔哇”的打谷机声,音质有点沙哑,却让整个田垌早早就生动鲜活起来。
父亲做事向来霸蛮,那段时间,月亮还没按时交班,大多数的村里人还没醒来,父亲就领着我们赶往几公里外的责任田。村里人有句俗话:“插完晚稻过‘八一’。”于是乎,每年“八一”成了村里人割早稻与插晚稻的分水岭。
一收一种,时间贵如油。尽管酷暑难挨,但整个田垌从早到晚都是忙碌的景象,都在唱着欢快的丰收曲。
我家人多劳动力少,父亲只能一顶三,发狠做。领着一家人把一丘田的禾苗割倒成堆,踩打谷机的事则成了父亲和哥哥的专利活。哥哥个子小,年纪轻,耐力不够,在打谷机上踩不到半小时,就得躺倒在禾草堆上换换气。父亲可是“永久牌”,他站上打谷机后,就有使不完的劲,左脚踩累了换右脚,右脚踩麻了换左脚,脸上十分淡定。
在父亲双手握着稻穗伸进打谷机脱穗时,我时不时盯着父亲瞧,感觉他好伟岸,像一棵参天大树,头顶着蓝天,汗水从头上的“森林”里流出来,有的挂在眉毛,有的挂在鼻尖,有的挂在嘴唇,有的挂在下颌。刚渗出的汗滴贴在父亲那张古铜色的脸庞上,被头顶银白色的阳光“过塑”后,酷似一颗颗石榴籽,闪着金光。脸上汗滴堆积多了,父亲甩动几下脑壳,甩掉汗滴,继续踩着打谷机,直到谷桶里装满了金灿灿的稻谷,他才会停下脚踏板。
正午时分,一直在激情上演丰收乐曲的田垌有所收敛,安静了许多。而父亲却不愿让中午的休憩时间白白溜走,一连几天,都是等母亲做好饭菜送到田边,才抽脚爬上田埂。那时的我,正像抽穗时的稻谷,需要营养,还没到太阳挂顶,肠胃就开始“闹革命”,经常是一边手握镰刀割着稻穗,一边盼着母亲快点把饭菜送过来。我家田埂边有条小溪,名叫花溪河,河边有棵老乌桕树,像顶斗笠,一半伸进河床,一半遮罩在田埂上。母亲每次把饭菜送来后,都会麻利地在乌桕树下铺开一个装化肥的纤维袋,摆上一壶用山中采摘的老虎茶泡的油茶水,还有半铁锅米饭和辣椒炒酸豆角、红烧茄子及腌瓜果皮等下饭菜。全家人围坐在乌桕树下,默不作声,田埂成了大地餐厅,花溪水为我们伴奏。我饿急了,抓起饭碗,盛了一大碗,嘴巴衔住碗边大口大口地往肚里塞。母亲盯着我,要我别急,别噎到。我没回应。那样的体验与煎熬,早已刻进骨髓。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叫岁月艰辛与人间烟火。
头晒脚蒸了五六个小时,那种劳累已到极限。我和哥哥吃完饭后,不由自主就倒在田埂上进入了梦乡。父母没有叫醒我们。直到田垌上的打谷机轰鸣声把我们吵醒,我才揉揉疲倦的双眼,往田垌里环扫一圈。母亲早收拾碗筷,挑着稻谷回去了。父亲把上午堆放在田里的那些稻草一束束地捆扎起来。
见我和哥哥醒来,父亲没有吭声,忙停下手中的活计,立马走上打谷机站板。我和哥哥心领神会,跟随父亲又站到中午没有打完的稻穗旁,重复着打稻谷的劳动。
父亲在村里是有名的“大力士”,每次挑稻谷都是大箩筐上叠小箩筐。箩筐在田埂上荡悠悠,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又从右肩转移到左肩,不停地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我曾惊奇地问:“你这样挑担就不累吗?”父亲喘着粗气答道:“谁说不累,只是你们兄弟还小,挑不动谷子。我这样子挑,可以节省时间,反正迟早都要我来挑。”
压在父亲肩膀上的那根梓木扁担,锃亮的,像上了桐油。它挑过的重量,已经无法计算。跟着父亲挑稻谷往家走的路上,我深深感受到,箩筐里装的不只是沉甸甸、金灿灿的稻谷,更是我们一家人的日子与盼头,是父母亲养儿育女的情义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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