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沉浸式培训日记丨以专家评审破解国资监管的“收放两难”

国资监管制度怎么设计，一直是国企改革棋盘上最审慎的落子。从“管资产”到“管资本”，从层层审批到授权放权，每一次调整，都是在“放得活”与“管得好”之间寻找平衡。

在深圳沉浸式培训期间，国有企业投资监管这一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恰好在一场走访调研中呈现出新的切面——当我与学员们一同走进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在座谈中重点请教集团投资监管细节，一条值得参考的解题路径逐渐清晰起来。

龙岗产投集团近年深耕硬科技赛道，投资案例频出，近期参与的半导体项目规模已达百亿级，在湾区同级平台中亦属活跃梯队。高强度的投资节奏背后，想必有一套高效运转的决策机制作为支撑。交流中我详细追问了他们的投资审批流程，对方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我们非主业投资超过1亿元才报国资委审批，主业投资完全由企业自主决策，实行备案制”。

在郴州，这个尺度要严格许多。市属国企投资实行分层分级分类监管，按投资范围、企业类型、投资金额划定审核模式。以市国控集团等骨干企业为例，市内主业投资超过2000万元就需要报批，股权投资、非主业投资等特别监管事项，则列入负面清单严格审批。

相较而言，郴州现行的监管模式标准更严，但这份严格是由当前发展阶段决定的，是“收放两难”之下的现实选择。一方面，过去市属国企投资缺乏系统性监管机制，不少项目收益不及预期、投后管理缺位，国有资产流失风险较大，这些年市国资委推行分层分级分类监管，才有效防范了大部分风险。另一方面，国资系统里既懂产业、又懂投资、还精通风控的复合型干部不多，企业层面的专业化投资团队同样是稀缺资源，还不足以支撑充分授权。不过我们心里也清楚，如果一直靠审批来兜底，企业投资团队就很难在实战中真正成长起来。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培育企业市场化投资能力、逐步授权放权，仍是必由之路。深圳有全国最密集的金融人才池、最活跃的产业资本生态和最成熟的投资管理服务链，简单复制“深圳经验”并不现实，但其中一些具体做法，值得参考借鉴。

深圳1亿元以下的非主业项目都不用审批，风险怎么把控？龙岗的同行给出了回答：深圳的“放”并非无条件的信任，而是有制度程序托底的，专家评审正是其中最值得借鉴的一环。按照《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深圳在重大投资上会前，必须引入独立的外部专业人士，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市场前景、财务风险等核心要素进行独立评估与质疑，并出具书面评审意见。实际操作中，深圳每个重大投资项目上会前都要过这一关，通过专业视角的交叉验证与反向追问，弥补内部团队可能存在的认知盲区与乐观偏差，为最终决策提供更立体的风险参照。

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深圳已经是投资决策前的必经环节，但郴州国企的专家评审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投资决策主要依靠第三方机构的可研及尽调报告来支撑。实践中，机构报告很少提出与企业不一致的意见，质疑的角色往往由国资监管部门在后续审核环节承担，等报告到我们手里时，常常已经错过最佳纠偏时机。如果能把专家评审真正实行起来，不仅能在决策前期充分引入外部视角、及时纠正认知盲区，还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投资专业度不足的问题。立足自身岗位，思考如何有效推行专家评审机制，我认为关键在于专家引入与制度培育，有几项可行性强、便于落地的工作值得探索：

第一，试点引入行业专家。企业可以先小范围试点，在重点项目开展专家一事一聘，借助中介机构或同行资源，从湾区等发达地区邀请高校教授、产业界退休高管、同行业上市公司技术总监等专家，让专家评审机制先行落地试行。

第二，依托存量资源建库。市国资委已经建立了外部董事人才库，其中纯行业技术类、产业研究类的专家，在设置回避与隔离机制、确保独立性的前提下，可以抽选为评审专家备选；外部董事也可以推荐同行业资深人士，从几十人的外部董事库里，自然生长出一个高质量备选池。如果建立规范专家注册库的条件还不成熟，可以先以“邀约制”过渡，定向邀请并辅以年度咨询费，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等条件具备了，再向注册制发展。

第三，长期培育制度习惯。深圳专家评审的核心价值不在专家规模，而在于把独立质疑嵌入决策流程的制度习惯。在外部专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郴州可以先在国资系统内部挖掘专业力量，从各企业特别是产业子公司中，遴选懂行业、懂业务的一线专业人员，组成临时的内部评审备选池；项目上会前，交叉指派非本企业的专业人员，模拟外部专家视角，对项目出具《独立质疑报告》，按次计付报酬。这些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外部专家”的定义，但他们跨企业的业务视角，同样能提供有价值的外部意见。

破解“收放两难”，关键不在收多少、放多少，而在于拿什么去支撑“放”的底气。这次在深圳的沉浸式培训让我意识到，如果能把专家评审建起来、用起来，让制度程序托住决策的底，让被追问、被质疑成为企业的习惯，或许就能真正在放得活与管得好之间，找到属于郴州的实践之路。

一审 | 段王洁 见习生 胡锦阳
二审 | 张明
三审 | 李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