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央八项规定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精神内核上一脉相承，彰显新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丰富了精神内涵，实现创新发展，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论断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渊源：从军队纪律到全党作风建设的螺旋上升
土地革命时期，工农革命军刚刚成立，部队组建时间仓促，人员构成多元复杂。主体是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各地农军，甚至包括绿林好汉，加之尚未开展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部队纪律松弛、纪律意识淡薄、作风散漫；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屡见不鲜，擅自取用百姓物品、借用群众东西不归还、私自占有缴获物资等。军队与地方、军人与百姓、军人与军人之间产生多重矛盾，军队战斗力弱化。如何建设一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深受群众拥护和欢迎，纪律严明、团结统一、战斗力强的新型人民军队，为此，毛泽东进行了不懈努力。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向井冈山进发前，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已具雏形。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4月3日上午，在桂东沙田墟后的老虎冲三十六石坵，正式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9年1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革命斗争的洗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断得到充实、完善和发展，逐步演变为唱响人民军队的红歌经典。1947年10月10日，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更高要求，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从1927年首倡到1947年重新颁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军规”，也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军规。钢铁般的纪律熔铸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本色和初心，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纪律典范。人民军队伴随嘹亮军歌不断壮大。军队人数由南昌起义时的3万人，到1948年11月首次超过国民党军的290万人，达到300万人。至新中国成立前，军队总人数达500万之众。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因其主要内容只有八条，所以简称为中央八项规定。其内容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八条“铁规矩”“硬杠杠”。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党中央不断推进其制度化、常态化发展，在实践过程中形成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核心理念的共通性：从纪律为纲到纪律立党的接续提升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核心理念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其理念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军队实践需要而产生，通过纪律约束确保军队的政治方向和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央八项规定的核心理念是反对“四风”，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新时代，通过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强化党的自我净化功能，有效破除作风之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央八项规定都是把坚持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军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以纪律为准绳、以自我约束为手段，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强化刚性约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党早期规范军队行为、密切军民关系确立的铁律。其特点是军队步调一致、统一行动，无差别执行，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不讲人情，严格遵守、不可违背；一旦违反，严肃追究、惩处到位。中央八项规定是小切口的党内法规，使“软要求”变为“硬约束”，明确了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让党员干部知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确保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保持党的纯洁性。
强调自我革新。纪律是规矩、是标杆。首先是对标，自我约束、自我检视，发现问题后自我反思、有错必纠、立行立改。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发现战士偷吃老乡红薯后，立即以此严明纪律，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纳入规范，后来拓展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现制度的变革、完善、发展。中央八项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制度创新。靶向精准、覆盖无死角，中央政治局带头示范、巡视巡察专项督查、群众监督举报等，形成违纪必查、查必从严的高压态势。中央八项规定没有“试行”二字，表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表明规定是刚性的硬杠杠，没有含糊，不容置疑，不留余地。
增强纪律延展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从军队纪律到全党纪律的拓展是为了保障人民政权永固。1961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条文简单明了，现实针对性增强，有效纠正了当时在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为确保干部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中央八项规定的本质是通过作风建设切入，推动党的纪律建设向全体党员延伸，构建“制度—执行—监督—文化”四位一体的纪律化治理模式。“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纪律是党内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名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中央八项规定是六大纪律中廉洁纪律的重要内容，纪律约束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实现党员群体全覆盖。
扛牢“纪律立党”责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央八项规定都是从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准则开始，形成制度约束，逐步内化为人民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实现文化传承。
严格自律赢得胜利。“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人民军队守纪如铁，纪律严明，塑造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光辉形象。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严格自律赢得民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成了由革命文化符号向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蝶变。强大的基因爆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组织力。党员人数由建党之初的50多人，发展壮大到拥有一亿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中央八项规定成为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常态化监督、群众广泛参与，形成新时代政治文化共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央八项规定，集中体现了“纪律立党”的文化传统、“纪律是生命线”的认识基础、“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现代治理理念，完成了从具体规范到文化传统的历史跨越。
实践影响的延续性：从军民关系到党群关系的拓展延伸
纪律是一支队伍的灵魂，是保障组织高效运转、凝聚力量、实现目标的根本所在。从革命战争年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新时代的中央八项规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纪律建设作为加强军民关系、改善党群关系的有力抓手。
严格执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方法，其核心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蕴藏着党和军队的人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标志着人民军队与封建主义旧军队的彻底决裂，与侵犯人民利益的阶级敌人斗争的彻底性。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牵住了推进作风建设的牛鼻子，用党员干部的勤勉务实赢得群众的信任，确保作风建设根植于人民，不断夯实党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
纪律要简明和可操作。从人民群众利益和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中央八项规定的简明性表现为以通俗表述划定行为边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述通俗直白，采用口语化、接地气的语言，用听得懂的话明确纪律要求，便于红军战士和党员理解记忆。条目简洁清晰，以“数字+具体动作”的形式呈现，条目数量少、内容聚焦，避免复杂表述。中央八项规定聚焦关键问题，每项直指一类作风问题，主题明确，语言简练务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中央八项规定的可操作性表现为以具体行为指引，实现“纪律落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针对革命时期军队与群众接触的常见场景，将纪律转化为可操作的行为指令，采用“禁止性规定+倡导性要求”结合的方式，降低执行门槛，确保纪律落地生根。中央八项规定结合后续配套制度，对接党员干部具体的行为活动，便于党员干部对照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中央八项规定二者均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简明可操作”的纪律设计确保党员干部行为有章可循，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服务于实践需求”的务实品格。
构建新型军民、党群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纪律确保了战略决策的高效执行，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战争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关系，决定了人民军队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人民战争。在长征途中，面对饥饿与困境，战士们严守纪律，即便濒临绝境也不侵害百姓利益。革命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革命队伍在艰难困苦中充满无穷的力量，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和全部基础，构筑了党和人民群众牢不可破的血肉关系，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困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央八项规定自2012年实施以来，已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制度创新，通过对党员干部行为的规范、权力运行的约束，改善了党群关系、提升了政策的执行效能。从政治生态净化到政策落地生根，从民生工程推进到改革攻坚突破，中央八项规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彰显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制度建设的传承性：从战时纪律到制度治党的华丽转身
增强纪律的教育功能。战时纪律教育是通过强化纪律意识、明确行为规范，确保军队在特殊环境下保持高度统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手段。1935年10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创作为革命歌曲。歌词易记、旋律简单、喜闻乐见、易于接收，战士在歌唱中重温纪律要求。经典传唱成为纪律教育的重要范式。树立遵守纪律的模范典型，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又一重要形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都是革命战争中涌现的遵守纪律的战斗英雄。南京路上好八连、抗美援朝的“冰雕连”、“硬骨头六连”等是执行革命纪律的模范群体。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反革命军队的重要特征。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红四军设立政治部，排以上建制设置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围绕革命斗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启发觉悟、动员群众，与敌对势力、错误思想作斗争。
制度是纪律的延伸。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基础，建立许多与之配套的制度。新四军在抗战过程中非常注重严明廉洁纪律和强化反腐措施，制定《新四军财经人员十项守则》，为维护群众利益制定《拥政爱民公约》等。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党内、军内、地方之间均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革命事业。党中央决定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曾以“锦州苹果”为例，阐述遵守党的群众纪律的重要性。解放战争接近尾声，中央严明进城纪律和群众纪律，并做好进京“赶考”的制度建设准备。
制度衔接在于继承发展。解放以后，纪律建设由军内过渡到党内。军内纪律侧重军事法规执行，党内纪律强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两者在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上具有一致性。纪律建设从军事领域向党内过渡的核心在于制度衔接。建立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科学系统的总结。1945年4月，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让全党从“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的百年历程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起到鼓舞斗志、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的作用。三个历史决议一脉相承，既体现了党的自我纠错精神，也彰显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品质，让中国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开辟制度治党新天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至2024年底，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890部。其中，党中央制定的党内法规221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制定的部委党内法规202部，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开辟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新境界。中央八项规定蕴含着继续以制度治党强化政治治理的发展逻辑，从党的作风开始，从党员干部的形象入手，从具体规定逐步上升至系统制度，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推动制度治党的切入口，将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找到破除历史周期率的又一成功密码。
（作者：中共郴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一审：谢莉娜
二审：陶子瑶
三审：李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