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古今中外法”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李文堂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不仅对我们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具有方法论意义，对我们今天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古今中外法”强调扎根中国研究世界，从中国历史内部寻找社会变革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首先，跳出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在文明内生逻辑中把握“中国特色”。这里的“特色”已不局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拓展到人类不同文明视野。“中国特色”表现在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维度，但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文明的内生逻辑决定的。

其次，跳出西方政教分离范式，在德性政治文明传统中理解党的领导。西方民族国家范式的出现，一大背景就是政教分离。世俗化的政治行为不再以政治德性为基础，伦理学与政治学分离、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分离，最终导致政党政治丧失了古典政治德性。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德性，并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中国德性政治文明，突出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两个结合”深刻诠释了这种政党形态，并以高度的文明自觉极大提升了其文明气质，通过自我革命重新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具有鲜明德性政治文明特质的先进性政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理论共识、价值导向与秩序安排。

再次，跳出科学理论与道德实践脱节范式，在“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统一中阐释党的政治德性。为什么一个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能够融入德性政治文明并在其中发展壮大？因为德性政治文明有一种“明明德于天下”的文明关怀，这种“明德”是一种理性之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这种强烈的理论关怀是诚意正心的党性修养的基础，充分体现了德性政治文明的精神特质。正是在这种文明母体中，党的自我革命、党规严于国法、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才能徐徐展开。

用实践激活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孙正聿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构建具有理论生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思维的起点上，就要自觉地用实践激活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从现实问题中提出理论问题，“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发展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只有自觉地提升理论思维能力，才能从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中提出有学理性的研究课题、概括出有学理性的学术命题、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标识性概念，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把中国理论转化为中国话语。

“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研究的问题导向，要求理论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靶子”、鲜活的“灵魂”、丰满的“血肉”。没有明确的“靶子”，提不出源于实践的理论问题，就是无的放矢；没有鲜活的“灵魂”，提不出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观点，就是文字堆砌；没有丰满的“血肉”，作不出合乎逻辑的理论论证，就无法“以理服人”。

运用理论思维“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的“编词”和“造句”，也不是用原理解说实例和以实例解释原理，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形成具有普遍说服力的价值话语，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极为严肃、极为艰巨的理论工作，要善用理论思维，从学理上回应回答中国和世界所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就是把经验思维中缺乏规定性的“名称”，提升为具有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概念”；把经验思维中缺乏逻辑性的“罗列”，提升为具有思想性、层次性、系统性的“概括”；把经验思维中缺乏学理性的“叙述”，提升为具有探索性、批判性、体系性的“论证”，把鲜活的“道理”讲鲜活、把深刻的“学理”讲深入、把睿智的“哲理”讲透彻。

为建设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新中心而努力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自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世界经济学研究和大师辈出的中心，先后集中于英国、美国。历史规律清晰表明：世界经济中心在哪里，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哪里。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也将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现象，我国也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和大师辈出的中心。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我们抓住这一时代机遇提供了根本遵循。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贵在“知成一体”。二战后，不少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理论制定政策，长期陷入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反观中国，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地制定发展转型政策，推动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双重奇迹。正反两方面实践让我深刻认识到：西方主流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当前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研究发达国家现有结构与生产力水平下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均衡，忽视了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持续提升的结构变迁过程；同时易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简单归因于产权、制度等上层建筑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忽视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根本性决定作用。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物质第一性的禀赋条件出发，总结规律，构建发展、转型与运行理论，方能实现理论创新与“知成一体”的统一。

立足中国实践形成的理论，既能解答中国自身问题，也能为与我国有着相同历史遭遇、相似物质条件、共同发展追求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提供可行参考；同时可为发达国家破解长期存在的贫富分化、发展失衡等困境提供借鉴。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等源自中国的理念，已推动国际经济学界重新认识政府作用与产业政策价值。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将势不可挡地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新中心。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国改革发展实践，提炼原创性理论，以理论创新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建设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新中心而努力，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扎根实践沃土涵养法治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马怀德

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根本方向。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紧密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扎根实践沃土、涵养法治文化、培育时代英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坚实的法治力量。

在回应中国问题中实现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我国法治实践的每一次突破，都对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命题。以行政法学为例，面对政府治理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依法行政”这一概念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学术界立足新实践、回应新问题，丰富发展了“法治政府理论”。再如，随着算法和自动化决策日益普及，传统的“正当程序”原则在“算法黑箱”影响下面临失效风险，学界提出“技术性正当程序”这一原创性概念，尝试将公开、可解释、可复核等法治要求嵌入技术系统。这种从“中国实践”向“自主理论”的转化，正是要摆脱“学徒心态”，用中国范畴阐释中国道路，实现真正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在知行合一中培养时代英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教育要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学生们既要读懂“书本上的法”，也要理解“行动中的法”。我们成立涉外法治学院，目的就是通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努力培养既有过硬的政治素养，又能将理论功底与实践能力融通，将国际视野与中国立场结合的涉外法治人才，使其能够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强化法治意识中涵养法治文化。涵养法治文化，关键在于强化全社会法治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只有始终坚持讲依据、讲理性、讲程序、讲证据，才能通过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善治”。例如，高校建立“接诉即办”平台，将学生与职能部门之间的诉求回应纳入制度化轨道，本身就是一堂鲜活的法治实践课，潜移默化地在学生心中播下规则意识与程序正义的种子，引导学生自觉成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践行者和守护者。

让古老的历史学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卜宪群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古老的历史学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提供了丰厚滋养，也是中国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根本遵循。

在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取得显著进展。自主知识体系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自觉意识，也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关系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性重大问题。10年来，中国史学科坚决破除“西方中心论”，摒弃各种曲解中国历史的错误史观。坚持以大历史观统领中国史研究，立足中国历史实际，讲述中国话语，解决史学问题，展现出鲜明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为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在冷门绝学传承上取得重大成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并对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学科地位以及现实意义作了明确定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地推动了以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突厥学、徽学、藏学、满学以及多种民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冷门绝学的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围绕冷门绝学的支持体系逐步成形。这些学问已经做到有组织、有规划、有保障、成体系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确保有人做、有传承”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史学工作者要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多作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史学工作者既承担着传承古老史学优良传统的职责，又肩负着史学服务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努力挖掘历史中蕴含的经验，汲取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淀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要坚持用大历史观统领史学研究，加快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用科学的历史观将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

深耕区域国别基础研究用心服务国家战略决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傅小强

近年来，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学界同仁共同努力下，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与大国地位相匹配、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初见雏形。与此同时，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仍不同程度存在浮于表面、深耕不足、研用脱节等突出问题。

唯有下足“接地气”的笨功夫，方能练就“接天线”的真本领。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首先要注重“走进田野”，摒弃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要以务实姿态，真情真意地融入当地，深入了解国情、社情、民情、舆情，系统掌握一手资料，真正把文章写在世界的大地上。

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仅做资料采集工作，更要开展理论构建。要以扎实的调研素材为根基，超越西方基于二元对立世界观、“中心—边缘”体系的传统地区研究范式，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炼构建立足中国视角、彰显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解释体系。

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使命是增强国际理解，服务党和国家战略决策。没有建言资政的使命牵引，区域国别研究就容易沦为虚谈废务的空论；没有潜心求真、扎实厚重的基础研究，就无法提出高质量、可落地的政策建议。只有将区域国别基础理论研究与战略对策研究有机融合，才能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提供务实管用方略，真正释放区域国别研究核心价值。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一些平日里“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可能迅速演变为“火烧眉毛”的重大风险。要准确把握区域国别研究“大小、冷热、远近”的辩证关系，全面提升风险预判和前置研究能力。要将其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的宏观框架下统筹审视，杜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分散的国别研究整合为理解和构建国际秩序的完整研究体系。

期待学界同仁坚持学研用一体贯通，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构建学科建设、智库研究、实务部门高效衔接、良性互动的区域国别研究生态体系。传承弘扬“传帮带”集体研究优良传统，加强制度保障，实现研究领域的全面布局。深化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国家安全学等学科的协同互鉴，打造更多兼具战略性、前瞻性、应用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为强军事业提供历史镜鉴和精神支撑

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原主任 张从田

我长期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深感立足学科专长，把研究做深、做精、做实，以史鉴今、服务强军，是我们这一代军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第一，服务强军，首在坚定政治方向。军史研究首先是政治研究，必须把牢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原则。针对歪曲、诋毁党和人民军队形象，贬低、否定党和人民军队作用的错误思潮，应当坚守唯物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决捍卫历史真相，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让正确的历史认知成为社会大众的共识，更好地服务于强军实践。

第二，服务强军，重在聚力练兵备战。军史研究作为把握战争规律、提升实战能力的重要路径，不能仅停在“是什么”的层面，更要回答“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力聚焦我军战胜强敌的经典战例，深入研析蕴含其中的制胜机理，并结合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特点，将历史智慧转化为练兵思路，把传统战法融入现代作战体系，为指挥员决策指挥、部队实战实训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第三，服务强军，贵在以史育人。军史研究必须紧扣弘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以史育人的社会功能。一是深挖军史脉络，着力突出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铸牢革命军人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二是萃取军史故事，着力突出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特有优势，纯正人民子弟兵的初心本色；三是复盘经典战例，着力突出人民军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砥砺广大官兵血性胆气和战斗精神。

第四，服务强军，要在守正创新。军史研究既是赓续红色血脉的基础工程，更是服务强军大局的战略支撑，要把坚守初心本源与勇于开拓创新统一起来。所谓坚守初心本源，就要严谨治学，深耕史料，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权威性。勇于开拓创新，就要不断开拓军史研究的新领域，尤其是不能闭门造车、孤立治学，必须主动融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格局，一方面依托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赋能提质，另一方面又丰富和拓展社会科学的研究维度，从而实现军史研究与整个社会科学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在哲学社会科学交叉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郑雯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指明方向。我校价值认知传播与人智协同治理交叉创新团队历经10年探索，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要求：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

交叉学科为何会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突破点？首先是时代所需，国家所托。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创新是立足学科内生需求，主动站位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进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前瞻布局，哲学社会科学方能紧跟时代、挺立潮头。

交叉学科如何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突破点？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计算科学、智能科学赋能哲学社会科学，通过研究方法更新，大幅提升对超复杂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解析与趋势预判能力。计算思维、数智技术与社会科学问题意识深度耦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方法解放与视域拓展。与此同时，尽管学界存在部分重技术轻人文、重方法轻思想的倾向，但学科发展已从技术单向赋能社科，迈入社科与智能科学双向赋能、互促共进的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为智能科学提供思想引领、理论指导、价值准则与伦理规范，以社科定力牵引智能科技向善发展、服务社会大局。

交叉学科以何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突破点？“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也是学科交叉创新的根本动力。交叉创新团队在探索中形成有理论、有思想、有格局的新兴学科命题，形成老中青“传帮带”、跨学科学术共生的长效机制；交叉创新的动力，亦在于汇聚年轻人、培养年轻人。我校在国际传播领域推进“博+硕”学科大交叉人才培养项目，将交叉学科融合从科研协作延伸至人才培养全链条，为哲学社会科学突破发展持续输送后备人才。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与智能科学深度融合的研究范式、完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仍需久久为功。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将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学术担当与时代价值。

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05月18日第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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