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启蒙始于父亲案头那本卷边的《湖南教育》。父亲是民办教师，家境清贫，家中藏书寥寥，唯独这本期刊是他每月的精神食粮。我那时识字不多，总趴在他膝头，看封面上工整的铅字。虽不懂“教学设计”为何物，却莫名觉得：这薄薄的书页里，藏着能让孩子们眼睛发亮的秘密。

1999年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资兴市布田村小。初到那天，荒凉感扑面而来：学校孤零零地嵌在山坳里，破旧的土坯房、缺腿的课桌、裂缝的黑板......教学资源匮乏到极致。

在这片荒原上，《湖南教育》成了我唯一的精神食粮。每周，邮递员那声“丽霞，你的杂志到了”，是我最期盼的救赎。我捧着杂志如获至宝：看“教学设计”学课堂组织，读“教研札记”悟育人方法。没有多媒体，我就照着杂志里的情境创设法，用树枝在沙地上画地图，带孩子们云游北京天安门；没有教具，就仿照“低成本实验”栏目，用塑料瓶做水的浮力演示器。

靠着这本杂志的远程指导，我这个新手竟摸索出“同堂异科”复式教学模式。那年公开课，老教师们说：“这丫头，把《湖南教育》的‘经’念活了！”

这份源于村小的积淀推着我走出山坳。2013年，我已是资兴市二完小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在郴州市课改成果交流会上，以“漫步艰辛课改路，绽放诗意课改花”为题，分享了团队的突围路径。

那一刻我深知，《湖南教育》不仅教会了我怎么教书，更教会了我怎么去思考教育、怎么去引领变革。

此后的近十年，我始终扎根课堂。2022年，通过公开选拔，我出任资兴市三完小校长。站上新起点的我，与《湖南教育》的缘分也从单向汲取走向双向奔赴——我终于从那个仰望期刊的读者，变成了在期刊上分享教育智慧的作者。第一篇爆款文章——《以“三精”举措推动研学育人》，源于一次“啃硬骨头”。当时研学旅行“重形式轻实效”成风，我带着团队蹲点调研，提炼出“精准定位、精细设计、精心实施”的“三精”举措，让研学从“打卡拍照”变成“行走的思政课”。编辑在邮件里说：“您的文章有泥土气，更有方法论，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一线声音’。”

更让我惊喜的是，基于前期的实践积累，编辑老师主动向我约稿，邀请我分享融合教育的“破冰”经验。《不止“在一起”，更求“共绽放”》一文，得到编辑的高度认可。随后，我将三十年的实践和思考沉淀于笔端，整理并投出了《小学科学实验“三化”改革》《倚靠乡土，重构资源》《从“模拟战场”到“人生考场”》等稿件，并即将见刊。

从最初模仿杂志里的板书，到如今自己的文章登上了熟悉的版面，我仿佛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轮回。三十载光阴流转，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对这本期刊的虔诚信仰。

它曾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喂养了我的思想，如今，我愿做那个在岸边提灯的人。我不求光芒万丈，只愿将这束从《湖南教育》接过的光，折射给更多的同行者，让每一个在字里行间赶路的教育人，都能听见自己拔节生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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